Bang Xiao, Christina Zhou 和 驻华记者 Bill Birtles

回溯到1月23日上午,拥有1100万居民的新冠疫情暴发地武汉陷入了停滞。然而,对肖劲松而言,艰巨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肖劲松是第一个被派往武汉重症监护病房察看新冠感染者的心理学专家。

封城当日,作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他带领团队开始为重症新冠感染者、医护人员和普通武汉市民提供全天候的心理咨询服务。

肖劲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重症监护病房与一位拒绝接受治疗的父亲交谈,那名患者为传染了全家而深感内疚,入院后开始轻生。

当他走进病房,映入眼帘的是护士和医生挤在病人床前,病人抓着护士的手不接受输液。

“我问他,如果反过来是你家人传染给你,你想让他们去死吗?”肖劲松说,患者松开手,慢慢平静了下来。

每一位武汉患者的身后都有一个家庭在和他们一同经历这场灾难。

解封在即,遭受重创的经济或将反弹,但遗留在心中的创伤何时能够愈合?

“武汉很快就能重新开放,但我们的任务还远没有结束,”他说。

A doctor wearing a lab coat, cap and a mask speaks to patients in their hospital room.
肖劲松告诉ABC中文,武汉疫情结束六个月后将迎来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峰。 (Supplied)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武汉在上周仅报告了一例新增病例,专家普遍认为这得益于严厉管控和集中救治。

从湖北其它地区的“封城令”解除工作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商店开业、餐馆还不能堂食,各地的市内公交陆续恢复,民众凭健康码“绿码”可乘高铁进入武汉,但武汉人暂不能出城。

武汉的解封就像两个月前的封城一样引起世界关注,我们从中能窥视出一个怎样的后新冠时代?

歧视,疫情后的持久战
抗疫结束,武汉人彭静的家再也回不到从前。

Wu Di and Peng Jing are on a phone screen during an interview.
彭静和先生吴迪认为,疫情过后,歧视可能还会渗透在生活和工作的各个角落。 (ABC News)
彭静一家有三人确诊,包括她的丈夫、母亲以及公公。尽管丈夫和母亲在接受治疗后陆续康复,但公公却因为感染而不幸离世。

对这个家庭来说,他们所承受的既有失去亲人的痛苦,又有对遭受歧视的害怕。

“我公公因为新冠病毒走了,”彭静说。

“我老公也病了,他好多了,每天都在恢复,但我们不知道他的公司是否允许他返回岗位,非常纠结。

“我是这个家里唯一健康的人,如果我回去工作,我的同事可能也会怕我。”

“我担心他们会找借口解聘我们,”眼看丈夫最后的居家隔离即将结束,彭静担心他不能像过去一样自信地走出家门。

彭静一家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担心的武汉人。

肖劲松说,刚封城的时候,武汉人都很焦虑,他们有很多担心,对疫情,对生活资源,以及“逃不出去的恐惧”。

“随便一声咳嗽都能让一个普通人感到害怕,以为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他说。

An emotional medical worker embraces another medical worker as they bid farewell in Wuhan.
武汉的医护工作者和康复患者相拥而别。 (Reuters: China Daily)
疫情期间,同时担任湖北省心理咨询协会会长的肖劲松率领团队每天接到不下300个求助热线电话。

虽然这个数字在宣布解封时已经降到了一天20个左右,但这并不能直接反应民众的需求有所下降。

“封城两个星期后,新增病例不断降低,人们的情绪普遍开始变得积极起来,所以封城期间,老百姓的心情并不是完全负面的,”他说。

“人们的信心在恢复,但需要时间来治疗他们的创伤,”肖劲松告诉ABC中文。

肖劲松说,一般紧急情况发生六个月左右通常是创伤后的重要时期,这是武汉人在接下来的半年里要面临的一场集体考验。

“忘却的耻辱”
封城之后,武汉作家方方用60篇日记记录武汉的人间百态。

官方宣布武汉将于4月8日解封的消息传出,方方发出了自己最后一篇封城日记。

“无论官方怎样想,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

“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

方方的日记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她说自己只是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人,但反对她的读者质问她为何不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爱国者。

但是,她的日记在微信上所剩无几,准确的说只有一篇还能读到;但在微博上,经历了几次封号以后,她的日记还在。

肖劲松告诉ABC中文,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记者问他如何能帮武汉人树立良好的心态,他反问记者,封城期间,《方方日记》为什么会被删贴?

“你越是删它,就有越多人想看,这种宣泄是存在的,”肖劲松说。

“它反正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要上纲上线,”他说。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3月19日的微博上发文表示,对于个人在“封城之变时的恐惧与迷惘”,社会的主流态度“应当是予以尊重,而不是过度警惕”。

“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方方日记’戳到了集体心理的痛处,”胡锡进写道。

如果说方方的日记为她的读者带来的是共鸣,那么吹哨人李文亮离世的消息在全国上下引发的则是一片悲鸣。

A man with a medical mask and glasses takes a selfie. He has short dark hair.
李文亮去年底在微信群中提醒校友注意新冠病毒的疑似患者而被警方指称为“不实言论”。 (Weibo)
李文亮的角色从“造谣者”到“吹哨人”的转变引发了社会舆论上的反转,却似乎没有为公共卫生信息透明机制带来长远的改变。

新南威尔士大学全球卫生与发展专业的安东尼·兹维(Anthony Zwi)教授说,李文亮的经历说明对医务工作者和吹哨人施加压力的情况在疫情早期就已存在。他担心疫情如果死灰复燃,这仍是一大隐患。

“[让他们]不要强调对这一新型传染病的担忧……我认为这很令人担心,”他说。

新冠疫情会“卷土重来”吗?
据当地媒体报道,湖北黄梅与江西九江的警方在上周末发生冲突,起因是符合出省标准的湖北人在前往江西九江火车站的途中遇到当地执法人员的阻拦。
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周一发表社论,要求公众不要歧视湖北人,不过社论并未具体描述这起冲突事件。

“湖北,尤其是武汉,成千上万人被迫牺牲其行动自由,以抗击冠状病毒…… 那些以歧视和偏见对待湖北人民的人应该感到惭愧,”这篇社论写道。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除武汉以外的湖北所有县市连续几天没有报告本地新增病例,新冠疫情的风险等级已经下调。”

People wearing masks whil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n China.
除武汉外,其它所有湖北城市已经全面开放。 (Supplied)
这起冲突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猜想,人们担心中国各地的疫情真实情况和目前公布的数据存在出入。

兹维教授告诉ABC,问题在于,倘若疫情“卷土重来”,中国是否从这次疫情中建立起了一个透明的信息渠道?
“一些地方防疫官员可能会希望阻止人们知道小规模的疫情,他们可能会担心这将严重地反映出他们在封城期间的管理不善,”兹维教授说。

尽管许多人对武汉新增病例下降的情况有所怀疑,但从现实的层面来观察,武汉人目前普遍对疫情仍有较强的警惕心理。

国家卫健委原本从确诊数据中排除了无症状感染者,引起了民众的普遍质疑,但从今天开始,这些病例将重新纳入官方的统计数据。

与此同时,海外输入型病例成了目前中国的防疫重点,北京于上周宣布采取“封国”的举措,暂时禁止外国公民入境。

走出家门的武汉人在社交媒体上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地铁陆续开通了六条线路,人们继续佩戴口罩,并在排队时保持着一米的距离。

许多商家也宣布控制店内客流,民众认为武汉的整体社会秩序和疫情暴发前相比变化很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流行病学专家和研究员麦卢·谢尔(Meru Sheer)博士对此表示赞同。她说,中国采取的抗疫措施对控制疫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努力“令人惊叹”。

“经历了如此艰苦的苦难之后,我认为社区已经足够敏感,他们出现新冠的症状后前去就医的 可能性更大……而且中国也已进行了大规模的检测,”谢尔博士说。

她说,解封后的武汉应该保持严格的公共卫生管理,对新增病例的隔离和治疗,以及对密切接触者的追踪都是对目前抗疫成果的巩固。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中在接受ABC采访时说,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可能对中国人的行为和习惯产生长远影响。

例如,政府决定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越来越多的人会习惯性地戴上口罩,公司和机构也许已经意识到制定应急方案的必要。

武汉封城对澳大利亚有何启示?
A close up photo of an Australian man and a Chinese woman wearing a face mask.
麦克莱恩说,封城期间他最想念的是麦当劳,笑言那些平时不起眼的小事反而在封城期间最放在心上。 (Supplied)
上周四(3月26日),居住在湖北鄂州的澳大利亚人蒂姆·麦克莱恩(Tim McLean)和他的爱人许琼一起走出家门,这是这个家庭两个月来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出门散步。鄂州位于湖北省东部,距离武汉约两小时车程,比武汉提前解封。

麦克莱恩说,一家人在公园里度过了一个珍贵的下午,他说自己生性好动,在家里坐不住,但感激在抗疫期间中国政府采取的严厉措施。

“为了挽救生命,[封城]是唯一的办法,”麦克莱恩说。

“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咬紧牙关,向武汉学习,在大流行的初期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他说。

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多家中国官方媒体都对武汉疫情早期的问题持批评态度,但对于中国后期在控制疫情方面所达到的效果,国际社会也给予了肯定。

“我认为他们所做的给世界其他地区争取了时间,否则疫情的暴发可能会蔓延得更宽、更快,”澳国立大学的谢尔博士说。

悉尼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专家张颖副教授认同谢尔博士的说法,她认为,尽管澳大利亚的社会隔离措施是有效的,但推出的时间“相对较迟”。

“澳大利亚政府应该从中国、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中吸取教训,而不是一直告诉大家需要六个月才能遏制疫情,”张颖副教授说道。

“武汉的疫情要比澳大利亚严重得多,但是只用了两个月。

“我不希望到了这个时候,政府的决策还把政治和经济放在公共卫生前面,没有了健康,一切都难以实现,”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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